——糧食、食品安全和轉基因問

摘要:當代中國的食之慮歸結為三：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轉基因問題。圍繞著三種食之慮產生的社會現(xiàn)象反映了不同的時代特點。糧食安全關乎發(fā)展、民生、國防，主要是為國家的焦慮，因此是一些重要社會政策的核心所在。食品安全的焦慮來自民間，事關健康與社會和諧。對轉基因的焦慮來自社會各界，但對轉基因是否有安全隱患卻缺乏共識。國家從糧食安全的焦慮出發(fā)，無疑支持轉基因作物的研發(fā)，但反對轉基因者則將之視為資本的入侵和帝國主義的陰謀。而信任則是三種食之慮所引發(fā)的現(xiàn)象的深層系結所在。

關鍵詞:“食之慮”；焦慮；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轉基因；信任

引言

民以食為天，“食”自然也是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眾多人類學家所關注的對象是文化，簡單地說，就是事關我們衣食住行的思考、行動、互動的方式。而這些都是我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習得的。食品安全（food safety）也可以是一個文化的命題，因為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一套有關食物的衛(wèi)生學話語（參見Chan 2008）。本文與“食”有關，雖未必與文化中關于“食”的知識與實踐有關，但卻與人類學的另一研究對象——社會——直接相關。雖是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與涉及食品安全有關的一些現(xiàn)象——從食品添加劑到轉基因食物所引起的一些現(xiàn)象，還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有些文化意義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它在當下特別引人關注？而且，與之不無關聯(lián)的是，社會上掀起了養(yǎng)生的時尚。其實，早在新世紀伊始，食品安全就已經是個問題了，但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早在2004年，西北有位晉軍就在報上發(fā)了篇“渾身是毒雄赳赳”的短文，將日常食用的東西用十分調侃的語氣數(shù)落了一遍（晉軍2004）。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我們現(xiàn)在仍然很容易地把它從網上下載。

在本文里，筆者考查自計劃經濟時代以來有關“食”的“焦慮”。這種焦慮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聚焦，而每一不同的聚焦都反映了政府和社會公眾的關懷所在，這些關懷又同特定時期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密切相關。我們將首先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國家提出的有關方針。在計劃經濟時代，對“食”的考慮主要是政府的事，民眾無緣置喙。當時的說法是 “糧食安全”(Christiansen 2009)。本文里的“糧食安全”是計劃經濟時代糧食政策的概括，與后來應聯(lián)合國的呼吁而制定的糧食安全策略沒有關系。其次，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食品工業(yè)的興起，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出現(xiàn)了另一種食之慮——食品安全。而在這些年里，則是轉基因成為食之慮的焦點所在。本文將說明，雖然在半個多世紀里食之慮的焦點有所變更，但每一次都與特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狀況有某種親和性。每一次不同的聚焦都與特定時期的整體社會狀況有關。食之慮既來自權力，也來自平民百姓。廟堂的焦慮關乎社稷，而社會的焦慮有時卻也為廟堂排憂解難。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三種食之慮都與體制息息相關, 而究其核心則多有相似。具體而言，皆關乎信任。

食之慮之一：糧食安全

糧食（grain）與食品是兩個有所交叉的不同概念。糧食指的是五谷和一些可以作主食的塊根類作物，豆類也列入糧食的范疇。 正因為傳統(tǒng)上糧食是為主食，國家投之以關注是很自然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過大體類似的話：誰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貨幣，就控制了全球經濟。基辛格一語道出了糧食的重要性。糧食安全一直被中國政府視為國家事務中的重中之重。時至今日，迅速的發(fā)展和大規(guī)模的房地產開發(fā)，導致中國可耕地面積銳減。但“18億畝”可耕地是政府力保的紅線。這一規(guī)定說明政府對糧食安全的關注度。關注糧食安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傳統(tǒng)。歷代政府雖然也對糧食高度重視，但不同的是，對于改革開放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言，糧食安全不僅僅是為了防災賑災，而是還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糧食安全作為食之慮首先與國家政體性質有關。其次，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個“饑荒的國度”（鄧拓1998，轉引自高帆2005：2），因而我們不能無視饑荒頻仍的歷史記憶之影響。對曾經長時間奉行計劃經濟的中國來說，糧食不僅用以果腹，同時還是重要資源。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 在他著名的《短缺經濟學》（Economics of Shortage）一書里，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有著令人信服的解釋。在他看來，當年社會主義國家里常見的短缺現(xiàn)象并不是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匱乏所導致的，而是制度上的缺陷所致，所以是制度上的短缺或者體制性短缺。 計劃經濟的前提是相信資源是稀缺的（這本身并沒有錯），所以必須通過行政權力進行配置。因此，科爾內稱之為“資源約束型體制”（科爾內 1986：34-37）。既然糧食被視為資源，其安全自然被政府視為要務。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計劃經濟時代的糧食生產不僅要保證國民有飯吃，還得保證其發(fā)揮資源的功能。

1949年以后的中國在很長的時期內，政府一直把糧食安全視為發(fā)展工業(yè)體系的保證。直到現(xiàn)在，代表體制的聲音還認為，中國政府自1949年到1978年所執(zhí)行的糧食政策，即：統(tǒng)銷統(tǒng)購 （compulsory procurement），對糧食征稅的做法，“為國民經濟恢復發(fā)展和工業(yè)化初期的原始積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國家糧食局課題組2009：11）。通過犧牲整個農業(yè)從業(yè)者的大部分福祉來建立國家所需要的重工業(yè)體系，這樣的做法究竟在道義和倫理上是否值得稱道有著非常不同的觀點。當時，中國共產黨秉承了蘇聯(lián)的路子，把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和安全壓注在發(fā)展重工業(yè)上。在當時的領導層看來，一個國家發(fā)達與否是以重工業(yè)為標準的。重工業(yè)不發(fā)達意味著國家不發(fā)達，國家不發(fā)達意味著必然在國際上被動挨打。因此，在所交往國家極為有限，又缺乏外匯的條件下，中國政府常常是通過輸出農產品來獲得積累，進行貿易結算。所以，計劃經濟時代糧食安全政策的一項重要的任務是為工業(yè)發(fā)展服務。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所提出的“以農業(yè)為基礎，工業(yè)為主導”的發(fā)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總結和道明了糧食生產與工業(yè)發(fā)展之間的關系。

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勞動力從事農業(yè)生產，就必須防范人口離開土地。于是，戶口制度的確立與糧食安全之間就有了因緣關系。二者看似無直接關聯(lián)，但細究之余，即可發(fā)現(xiàn)二者間之親和性。新中國成立之始，即在發(fā)展上挪用了斯大林模式，此即西方學者所謂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發(fā)展策略”（traditional socialist development strategy），大幅度地推動工業(yè)化進程。如同發(fā)生在其他國家那樣，此舉迅速拉大了城市/工業(yè)和農業(yè)部門之間的差距，直接導致了農村人口流入工業(yè)領域和城市。（Chan 2009）雖然1954年確立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遷徙的自由，但事實上國家從1955年起，即在火車站等公共交通樞紐強制性要求遷徙者必須提供有效證件或其他證明文件。這種做法持續(xù)到1957年。許多官方的文件里把這些遷徙者冠于帶有貶義的標簽——“盲流”， 仿佛他們是盲無目的的麻煩制造者。（Chan 2009，Cheng and Selden 1994）政府部門很快地意識到：需要某種強制性的機制來限制這種由農村朝城市的人口流動。戶口制度由是應運而生，構成國家控制、治理體系的中樞部分。

戶口制度自古有之，但主要作為生命信息收集和納稅依據的機制而存在。雖然在有些朝代里，戶籍制度也按所從事的行業(yè)起了劃定身份的作用，但主要功能用于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的戶口制度則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由此，我們領略到了戶口制度對人口流動的限制與糧食安全之間的關系。當時的工業(yè)領域的產業(yè)規(guī)模無法吸納太多的流動人口；而服務業(yè)經過三大改造之后幾乎不具規(guī)模。大量滯留城鎮(zhèn)的農民不僅加大了糧食支持上的壓力，而且在大躍進期間還導致了有些農村在收獲季節(jié)缺乏人手，導致了1958年夏天大量的糧食和棉花無人收成而歉收。（Cheng and Selden1994）同時，缺乏外匯的中國繼續(xù)吸納先進的技術來實現(xiàn)工業(yè)化，這必須通過農副產品來進行資金積累與結算。戶口制度在1951年恢復，但在當時主要是在把城鎮(zhèn)居民記錄在冊的同時，稽查城鎮(zhèn)居民中的反政府人口。從1955年開始，戶口制度涵蓋的人口擴大到所有城鄉(xiāng)居民。（Chan 2009, Mallee 1995, Cheng and Selden 1994,Solinger 1999）1958年，全國人大通過“戶口登記條例”把戶口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推向了極致，并且所有國民被歸為“農”與“非農”兩大類別，此舉意在保證有足夠人手來從事農業(yè)生產。因應此需，自然得把農村人口固著在土地上。

通過戶口制度把當時占人口總數(shù)約85% 的農民綁縛在土地上之后，農民徹底淪為為城鎮(zhèn)和工業(yè)領域提供便宜的糧食、廉價勞力與資本的“農業(yè)人口”。這些服務性功能只有通過集體化方能得以實現(xiàn)。廣大農業(yè)人口無由享受國家福利和其他補貼，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在國家決定的很低的價格上生產糧食和其他可作為原材料的作物如棉花等，來支持幾乎全被國家壟斷的工業(yè)生產。（Chan 2009）隨著這一戶口制度的確立，城市居民——也就是非農業(yè)居民，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住房（通過所在單位）、招工、教育、公費醫(yī)療等福利和糧食定量配給。

通過盤剝農業(yè)來支持國家的工業(yè)化說明糧食安全對當時的國家而言，主要不是在于保證人人有飯吃，而是在為激進的工業(yè)化服務。這其實是導致那場發(fā)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大饑荒無疑引發(fā)了許多反思。有學者甚至認為，那場大饑荒使得政府和國人對“糧食問題有著異乎尋常的敏感，避免糧食危機，保障糧食安全已成為一種強烈的民族心理反應”。（高帆2005：2）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說過的的話：“閑時吃稀，忙時吃干，平時半干半稀，”再度廣為人知。“大躍進”狂潮過后，人們經常聽到一些要求大家節(jié)衣縮食支持國家建設的施政方針以及標語口號，這些話語里不乏聳人聽聞者：“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凡此種種。與這些話語相接的往往就是如何“支持世界革命”的主題。因此，節(jié)約——以及有關的糧食安全的話題——就成為支援“世界革命”的一種立場和一種方式。毛澤東在不同時期說的一些有關節(jié)約的話語因此而廣為流行，如：“節(jié)約鬧革命”；“節(jié)約每一個銅板，為了戰(zhàn)爭和革命事業(yè)，”等等。

中蘇交惡之后，潛在的戰(zhàn)爭風險使得政府把糧食安全作為備戰(zhàn)的重要條件。當然，饑荒的陰影持續(xù)存在，因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涉及糧食安全的最重要的口號便是“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二十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蘇軍隊在兩國邊境發(fā)生武裝沖突，蘇聯(lián)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極大不安?！皞鋺?zhàn)備荒為人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xiàn)的。面臨來自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中共中央于1972年12月10日轉發(fā)國務院11月24日《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時，傳達了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毛澤東強調戰(zhàn)備問題，要儲存糧食、布匹，修筑工事和防空洞。全國各地不僅大力儲備糧食，許多地方還到處開挖防空洞，稱“人防工程”。這種狀況在1976年之后還持續(xù)了一段時間。當年各地大概都貯存有糧食，因而城市居民難以享用新米。在本人記憶里，人們常年吃的都是陳年舊米。糧食國家專賣，非農業(yè)戶口消費的商品糧都是到專門的糧油專賣店去購買。想來，每年的新米大都貯存起來，給居民吃的則是過去貯存的陳年老米。

總之，計劃經濟時代的領導層首先考慮的是國家發(fā)展，并因此完善其獨一無二的戶口制度。毫不夸張地說，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yè)體系建設是以犧牲廣大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生產糧食的人成了饑荒的受害者，這點應該是對國家有著強烈震撼。國家在“大躍進”之后提倡的各種節(jié)約、節(jié)糧措施，強調貯存糧食，備戰(zhàn)備荒，除了考慮到戰(zhàn)爭的因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那場饑荒發(fā)生的反思結果。換言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糧食安全問題可直接危及社會穩(wěn)定的道理也是很清楚的，但決策者卻首先把糧食乃至整體農業(yè)生產作為推動工業(yè)化的基礎，所以，可以想見的是，在他們的腦海里，動亂發(fā)生的原因更有可能來自境外。另外，信任也應該是我們思考糧食安全的維度。在那個時代，由于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當時不僅奉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結成陣營，而且因為中蘇對立，中國與計劃經濟國家集團的其他國家之間也互不信任。也只有強大的工業(yè)化才能保證國家不受到威脅和保持穩(wěn)定。在這樣的思路下，糧食安全的考慮必然與戰(zhàn)備有關。實際上，在那個時代在糧食安全的考慮中，民生實際上并不是擺在第一位。

食之慮之二：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與糧食安全是不同的話題。首先，食品是各種以糧食、水果、肉類為原料，經過一定的方式、程序生產的供消費者享用的產品。食品在面貌上未必與它的原料相同。其次，食品安全成為社會問題來自消費者的發(fā)現(xiàn)，是消費者對自身基本權利的維護，是真正意義上的食之慮。食品安全是近十多年內出現(xiàn)的術語。它所攜帶的意涵讓人即刻想到健康的問題或者人身安全的問題。而此前存在了很長時間的“糧食安全”則聚焦于社會安全，乃至于國家安全。今天，從國家的觀照（perspective）看問題，二者都涉及到了社會穩(wěn)定。但除了上述提到的特殊原因之外，糧食安全要保證的是有飯吃，這是一個社會保持穩(wěn)定之最低限度的條件。食品安全主要是保證不吃出病來。一般說來，食品安全問題不太會成為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因素，因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食品都存在安全隱患；第二，某一有安全隱患的食品僅對消費它的那一部分人構成健康上的威脅；第三，即便發(fā)現(xiàn)某種食品存在著健康隱患，想繼續(xù)享用這種食品的人還有其他選擇，比如，他們可以選擇其他品牌的同樣食品。在理論上，這三種條件的存在可以把食品安全問題所可能引起的社會隱患降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如果食品安全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有親和性的話，也完全可能成為最終導致社會動亂的社會怨氣的發(fā)泄孔道。

閻云翔指出，“食品安全”話語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xiàn)于媒體，在世紀之交成為了日常語匯, 但事實上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就已經出現(xiàn)了食品安全的問題。閻云翔在同一文章中對此做了調查（Yan 2012）。的確，自進入21世紀之后，食品安全成為社會公眾一大心病。追求市場效益的結結果，致使許多企業(yè)無視基本商業(yè)道德和社會道德，大肆在產品中做假，或者在產品中參入各種添加劑。這些引發(fā)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不但發(fā)生在各小業(yè)主經營的餐飲業(yè)里，也發(fā)生在知名的品牌廠家。

在許多與食品安全有關的事件中，最引人矚目的事件之一是2008年發(fā)生的毒奶粉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許多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fā)現(xiàn)患有腎結石，隨后查出他們所食用的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氯氰胺。在產品中加入這種化工原料目的是為了滿足產品標準的檢測。奶粉需要表明所含的蛋白質成分有多少，但是檢測蛋白質本身技術復雜，三氯氰胺則因為其氮含量的緣故，可以幫助滿足檢測要求。其實，2004年發(fā)生在阜陽的大頭娃娃事件有關部門已經把三鹿集團列入違法廠家的名單之內，但因為公衛(wèi)部門人員操作上的失誤，導致了該集團從名單中漏掉。毒奶粉事件使中國奶粉業(yè)受到沉重打擊，不僅使國內消費者紛紛通過各種途徑購買海外奶粉，還使中國奶粉在國際業(yè)界聲譽掃地。盡管監(jiān)管部分對涉案廠家進行罰款或者責成停止營業(yè)等懲罰措施， 三鹿品牌也自從從市場上消失，但所造成的對國產奶粉的消極影響已經難以挽回。人們紛紛涌向海外市場購買奶粉就是其后果。此舉不僅給自己的市場造成損失，而且也給一些境外的旅游目的地帶來消極影響。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對中國游客采取奶粉限購，而因為搶購奶粉也使來自內地的游客在香港與港人發(fā)生爭執(zhí)。后來，這些爭執(zhí)甚至發(fā)展到具有族群性意義的排斥，加固和深化了港人對內地民眾的刻板印象。我們甚至可以將今天部分港人對內地同胞的排斥態(tài)度考慮為搶購奶粉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除了毒奶粉之外，比較引人注目的食之慮現(xiàn)象還有 “蘇丹紅”、地溝油、瘦肉精等。這些事件都是因為使用添加劑或者劣等、不安全的食材引起消費者的恐慌。蘇丹紅事件發(fā)生于2004和05年間。起因是發(fā)現(xiàn)洋快餐肯德基的食物含有這種材料。蘇丹紅是一種工業(yè)燃料，可用以添加在食物中以增加食品色澤。在國外，許多食品都有添加劑，但是在量上有著嚴格的控制。但是，蘇丹紅在歐洲一些國家內禁止使用。蘇丹紅事件發(fā)生時，有專家出面解釋食品添加劑的毒理，認為對蘇丹紅沒有必要“過度恐慌”，并用食品安全科學和毒理學的基本概念“劑量決定毒性”來加以說明。食品科學家指出，劑量可以理解為兩個方面：一是劑量的大小，即有毒物質含量高低；二是食用或接觸有毒物質時間的長短。只有在一定濃度或者含量下，持續(xù)一段時間，才有可能對公眾對健康產生危害性的影響。因而存在有害的可能并不等于已經危害了我們的健康，公眾應該掌握這些知識，建立起“度”的概念（胡小松 2005）。

盡管后來肯德基公司宣布清查受污染調料之后，有關食品再度上市，但是公眾對食品安全狀態(tài)的態(tài)度依然感到擔憂。根據截至2005年3月29日，在新浪網上有75643人參與的調查中，93.82%的人認為我國的食品狀況是 “不安全”的（見：胡小松 2005）。在這樣情況下，專家出來為國內食品安全進行背書。中國農業(yè)大學食品安全技術中心教授胡小松認為，“不管在外國還是中國，今天的食品已經是越來越安全，而不是越來越不安全了”。他接著還說，20年前的安全狀況與今天的安全狀況相比，有質的變化?！保ê∷?005）

“質的變化”固然沒錯?？墒牵淌趦H僅以安全合格率來說明：進入21世紀，在標準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中國農產品和食品的合格率總體上達到了90%以上。根據這樣的數(shù)據，人們無法真正知曉今天的食品確實比20或30年前的安全。在20世紀70和80年代，食品工業(yè)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產品的多樣性都無法同今天相比，而且當時的廣大農村還在農業(yè)生產上大量使用農家肥。在這樣的條件下，關于食品安全的標準當不會與今天的相同。今天的許多標準在當時的食品安全里大概是沒有的，因為當時來自食品工業(yè)的產品沒有這么豐富，而人們日常都是食用當?shù)厣a的生鮮食品，寄生蟲可能是人們唯一擔心的安全問題。在那個時代，大部分人連食品添加劑都沒聽說過。

隨著衛(wèi)生條件的改善和各種化學肥料的使用，農家肥從農業(yè)生產日漸淡出，寄生蟲在大部分地區(qū)已經不再是個問題。所以，今天的食品安全考慮的對象與20-30多年前相比，不會是一回事。在當今的食品安全問題上，人們更注意加工過程和養(yǎng)殖過程技術手段。換言之，現(xiàn)在的食品安全問題是科學技術運用到食品工業(yè)產品生產和加工過程中所帶來的。瘦肉精事件是為其例。

所謂瘦肉精其實是鹽酸克侖特羅（Clenbuterol Hydrochloride），當超過治療劑量的5-10倍用于飼養(yǎng)家畜時，會提高劑量使用時，會使動物體內蛋白質沉積，促進脂肪分解抑制脂肪沉積，能顯著提高瘦肉率，因此可以被用來作為牛、羊、禽、豬的促生長劑和飼料添加劑。瘦肉精雖然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但對人體有很危險的副作用。最早有關瘦肉精中毒事件發(fā)生在1998年，因出口香港的生豬所引發(fā)。進入21世紀之后，瘦肉精中毒事件在國內不時發(fā)生。在廣東上海都出現(xiàn)過多人中毒事件。而臺灣也曾因為在進口豬肉中發(fā)現(xiàn)瘦肉精成分幾乎與美國發(fā)生政治爭端。歐美人因為不食用動物內臟，所以在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國使用瘦肉精這類物質是合法的。瘦肉精不僅使一些消費者中毒，而且因為少數(shù)運動員在北京奧運會的尿檢中查出有瘦肉精成份而被禁賽，更顯得聲名狼藉。

地溝油也是引起公眾注意的安全問題。地溝油是劣質油的泛稱。來源至少兩類。其一，不良經營者或從下水道隔油池或直接到城市餐館酒樓收集殘羹剩飯，從中提取油脂略加處理之后，按比例配上新鮮的食用油制作而成。其二，餐館里反復使用的油鍋油加上新鮮油反復使用。收集垃圾油的不良商家最終又將經過加工處理的劣質油返銷回餐飲業(yè)。然而，詭異的是，地溝油無疑是劣質油，含有有害物質，但至少到前些年，質檢總局似乎對之檢測乏力。這不是因為監(jiān)管部門不重視，而是因為即便按照國家《食用植物油衛(wèi)生標準》中的九項標準檢測地溝油，地溝油也可能達標。所以，有關部門只能提請消費者如何進行區(qū)別。地溝油給消費者帶來的恐慌不容低估。地溝油絕大部分流入餐飲業(yè)。但因食用油是人們每日必備和食用之物。一想到可能每日都在食用這種從下水道和泔水桶里提取的劣質食用油，任何人都會感到惡心。

直到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的頭幾年里，食品安全還是很嚴重的問題。根據中國消費者協(xié)會的數(shù)據，關于食品做假的投訴2011年比2010年多出了22%（Zhou2011）。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2012年有41%的被調查者認為食品安全“問題嚴重”，而在2008年如此作答的僅為12%（Huang Yanzhong 2013）。由于社會對食品安全問題反響極大，國家有關部門不得不對食品行業(yè)加強監(jiān)管。在處理不良商家的過程中，屢有新的法律法規(guī)推出，在業(yè)內極大地遏制了不良做法。

政府監(jiān)管力度加強和有關宣傳不僅加強了公眾自我防范意識，而且也的到了消費者的配合。人們注意到，食品工業(yè)當中使用各種化學品或者藥物不勝枚舉。消費者關注蔬菜水果上的化學物質殘留、禽類和牛羊飼養(yǎng)過程中是否使用激素或者其他藥物。消費者還發(fā)現(xiàn)，連水產品養(yǎng)殖的產品也很不安全，許多養(yǎng)殖場會在飼料中加入抗生素和避孕藥。除了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食品行業(yè)受到消費者和有關監(jiān)管部門的注意之外，許多人將目光轉到了日常經常接觸的人數(shù)眾多，但經營上規(guī)模較小的業(yè)內經營者。同時，不少提供生鮮食品的農戶也受到了媒體公開或者暗中查訪，結果發(fā)現(xiàn)這些人的產品安全性更是值得懷疑。水果商販和菜販子催熟產品與保鮮的方法飽受質疑。當然，公眾當中有不少人缺乏科學常識，在他們的頭腦里大概覺得所有的動植物食物都應來自“自然”的培育方式。如果有此成見，現(xiàn)代食品幾無可信賴者。于是，公眾關注食品安全幾乎導致整個社會出現(xiàn)一種稱之為“獵巫”（witchhunting） 也不為過的現(xiàn)象。

社會學家涂爾干（Emile Durkheim）指出，社會偏差行為和犯罪有其服務社會的功能, 可以促使法律法規(guī)更為完善。在他的《社會學方法原理》（The Rule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中，涂爾干認為，社會偏差行為不是個體特殊結構上的病理性行為，而是所有健康社會的有機部分（an integral part of all healthy societies）。在所有的健康社會中，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存在著犯罪現(xiàn)象，因此這些現(xiàn)象勢必起到了某種所需要的、積極的功能。否則它們應當隨著社會進步和日益復雜與文明的過程中消失。犯罪之所以正常乃在于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犯罪。隨著社會的進步，不可接受的行為增加而不是減少（Durkheim 1950）。涂爾干在他有關社會分工和自殺的著名討論中，也犯罪及其他統(tǒng)歸于社會偏差類別中行為發(fā)生及其功能做了解釋(Durkheim 1984, 1951)。另一位社會學家凱.埃里克森（Kai Erikson）延續(xù)了涂爾干的思路，但從文化共同體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指出被社會所列出的社會偏差行為實際上構成了維護共同體所需的邊界(Erikson 1966: 10)。

總之，從涂爾干和埃里克森的觀點來看，犯罪和偏差是社會的自然過程。以上提及之食品安全所導致的社會焦慮和恐慌說明我們的法律法規(guī)尚有待完善，而這些惡行也確實促進了在食品安全上的立法進了一步。歷史證明，美國社會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也曾爆發(fā)與食品安全有關的事故，這些事故最終促進了法律在這方面的立法和完善。

無論從中國或者外國的情況來分析，造成食品安全問題首先應該歸咎于商家。為追求利益最大化，他們盡其所能地降低成本，并通過各種技術手段使自己的產品顯得誘人，以招徠更多的顧客。通過立法和刑事處罰，這類犯罪會越來越少，但是，正如興奮劑總是走在藥檢的頭里一樣，人們永遠不能期待杜絕這類犯罪或者偏差行為。然而，有一點是可以預期的，那就是這種類型的犯罪或者偏差行為的空間，將隨著法律制度的完善而越來越小。

食品安全焦慮在社會上揮之不去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廣大公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出了問題。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語境里，人們認為執(zhí)法人員易于被拉下水。人們總是自然而然地認為，官商必然勾結沆瀣一氣。在我們的社會里，人們喜歡求人，用金錢、禮物擺平事情。這種行事方式一旦在社會上被普遍認可或者接受，法律必然會失去人們對之預期的公正性。一旦在現(xiàn)實生活中立法者或者執(zhí)法者被揭露出受賄的事實，就很難要求公眾對立法者、執(zhí)法者，甚至對法律予以整體性的信任。因此，在公權力和民眾中建立互信之所以難，除了尋租腐敗之外，還有文化上的緣由。一旦傳統(tǒng)的“禮數(shù)”在法律領域也有其空間，人們就很難對法律產生信心。況且不少人都相信，沒有什么事是無法用錢擺平的，這樣一來，法律的公平性自然遭到質疑。當下中國社會人心浮躁，人人都夢想著賺大錢成為富人，以己度人，必然認為執(zhí)法人員難以拒絕誘惑。因而，對于食品安全的焦慮實在繞不開一些文化上的因素。

食之慮之三：轉基因

雖然有關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食之慮持續(xù)存在，但情況今非昔比。糧食安全隨著中國經濟卷入全球化之后，似乎漸為忽視。為了經濟發(fā)展和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中國犧牲了大量的農田和可耕地。尤其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分稅制”實施之后所帶來的土地財政，使大量的農田成為發(fā)展房地產的土地資源，不少地方政府通過賣地來獲得財政支持與積累。而販賣土地和房地產業(yè)反過來又給地方政府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尋租機會，政府得以從賣給房地產商的土地獲取大量的稅收，凡此種種，導致了腐敗盛行、難以遏制。更為嚴重的是，由于難以對提升GDP做貢獻，農業(yè)竟然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昨日黃花。中國逐年進口糧食與此不無關系。

根據路透社2013年的報道，中國一家智庫估計該年中國將進口550萬噸玉米，比上一年度（2012年）增加了300萬噸。同年9月，又有官員說，國家可能必須進口680萬噸小麥，而上一年度則是270萬噸。急速發(fā)展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使得原先糧食基本自給自足的中國不得不以世界的8%的可耕地養(yǎng)活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聯(lián)合國的糧食安全國家的序列上，中國在世界上僅列42位，僅比博茨瓦納提前一位。2011年，中國進口了約990萬噸糧食，約占全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4%。2012年，進口量略低，但也達720萬噸。2013年顯然超過前一年的數(shù)字。

但是，由于中國在下一個20年里的人口將有約3億人成為城鎮(zhèn)居民，務農人口和可耕地將更為減少。面對這種狀況，中國領導人也有了糧食安全上的焦慮。習近平2013年在河北考察時就指出，國家的糧食安全必須靠自己。中國領導人希望中國的糧食安全必須更多地依賴于自身的農業(yè)增產。2017年3月7日上午參加遼寧代表審議時，習近平再度強調，中國的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裝中國糧食，或者說我們有能力生產足夠的糧食。但是，中國耕地僅占世界的可耕地的8-10%，人口卻占世界總人口的22%，條件堪憂。如何來保證碗里裝的是中國糧食，端穩(wěn)自己飯碗？

鑒于發(fā)展過程中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中國大量的可耕地侵蝕嚴重，有學者悲觀地認為，如果侵蝕不減，那么從2005年到2030年，糧食產量將下降11%；從2005年到2050年，則下降15。這樣以來，到了2030年，中國人口所需要的糧食將出現(xiàn)14%的短缺，到了2050年糧食短缺將達到18%（轉引自Xu, Zhang and Li 2014）。

從目前的情況看，有學者認為，隨著二胎放開，糧食需求還將快速上升，而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2030年左右，我國人口將達到峰值，預計達14.5億人左右；到了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100億。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世界糧食產量必須在未來20年里增加40%，到2050年增加70%。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表明，201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2324.8億斤，比上一年度減少104.0億斤，降低0.8%。其中，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69542.3畝，比上年減少472.1萬畝，減少0.3%。全國糧食作物平均單產363.5公斤／畝，每公頃比2015年減產2.0公斤畝，降低了0.6%（高景2017）。

從長遠的觀點看，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嚴峻。有鑒于此，國家有所未雨綢繆。但這似乎又存在著兩難。如果關注農業(yè)，那就不該繼續(xù)減少可耕地存量，而如果不把大量可耕地用作其他用途，地方政府又無法顯示治理績效。如果地方政府全都停止各種可能侵吞可耕地的基本建設和房地產開發(fā)，整個國家的GDP就難以上去。如果這些都真的發(fā)生，政府又當如何保證其執(zhí)政合法性？轉基因作物上市之后，展現(xiàn)了另外一種前景，無疑引起了中國糧食專家和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關注。本文認為，轉基因作物的引入和技術開發(fā)就是在這種既要抓發(fā)展又要保證糧食安全的窘境里開始的。

應當看到，因為中國龐大的人口，為保證糧食安全，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就開始進行糧食作物的育種開發(fā)。到了20世紀70年代，已經在雜交水稻新品種的培育上取得許多成就。當時，國家經常通過廣播、報刊雜志和新聞紀錄片宣傳培育出各種雙季甚至三季“矮稈水稻”新品種的消息。中國也在這個領域里涌現(xiàn)了自己的世界級科學家袁隆平等人。

顯然，從市場效益的角度看，轉基因農業(yè)的確是贏家。根據英國“PG經濟學”有限公司（PG Economics Ltd）的農業(yè)經濟學家布魯克斯（Graham Brookes）發(fā)表的轉基因作物全球社會經濟和環(huán)境收益報告，1996年至2014年間，轉基因技術使全球大豆產量凈增1.58億噸，玉米產量凈增3.22億噸，皮棉產量凈增2470萬噸，油菜產量凈增920萬噸。從這些作物的平均產量來看，玉米增產了11.7%，棉花增產了17%。換言之，轉基因技術在19年間，使得全球的糧食凈增5.14億噸。此外，2014年，轉基因作物直接帶來的全球農場收益為177億美元，相當于每公頃增收101美元。1996年至2014年的19年間，農場收入增長了1503億美元（高景2017）。

目前在國際社會，對于轉基因食物是否安全未有共識。但是確有不少國家不批準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進入市場。歐盟對轉基因產品上市有著嚴格對規(guī)定，除了必須要標示之外，在上市之前必須要進行嚴格的風險評估。英國、瑞典、挪威等國都要求來自轉基因作物的食品或者飼料都必須標示。但科學界傾向于肯定轉基因食物的安全性。美國幾個科學組織表示，沒有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低于常規(guī)作物。皮尤中心的一項采訪2002位成年人和3748位科學家的調查顯示，88%的科學家認為轉基因食物是安全的，而只有37%的一般公眾認為轉基因食物可以放心食用。公眾顯然尚未對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建立起信心。缺乏客觀的信息可能是公眾對轉基因食品持疑慮態(tài)度的原因 （Wongand Chan 2016）。

轉基因農產品第一次出現(xiàn)在國際市場上是在1994年。盡管時至今日轉基因食物產品在安全性、透明度、可追蹤性方面還存在著激烈爭論，但世界糧食市場之巨，依然使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在科學界，轉基因作物被視為農業(yè)生物科技的巨大成就。科學家預見，在不遠的將來，將有更多的轉基因食物沖擊市場。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中國的農業(yè)科研部門開始研發(fā)轉基因作物。同時，由于中國成為糧食進口國，轉基因作物如玉米、大豆以其低廉的價格自然得到了中國糧食進口商和有關部門的青睞，轉基因產品和作物也進入中國市場。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與糧食安全舉措不無關系的轉基因農產品進口和研發(fā)在我國社會卻引起極度的焦慮。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工程在國際社會也常有公眾的反對聲浪，但所要求更多的是對作物進行標示和風險評估。這些要求都很理性，都值得關注和采取相應的行動。因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工程引發(fā)的焦慮在我國更多的是非理性的，不少相關話語有著強烈的陰謀論色彩。中國的反轉基因運動（以下為“反轉”或“反轉運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中的兩種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訴求，另一種主要是訴諸道德。但如此劃分并非絕對，三者間在信念和道德訴求上，也略有重疊和交叉之處。例如，由于堅信轉基因作物存在不安全隱患，訴諸道德者覺得是否反轉是良心問題。而科學界多相信轉基因食物不存在安全隱患，因而道德所求者往往也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傾向。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三種反轉在想法、信念、立場上有多么不同，對現(xiàn)行制度的不信任大體一致。

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兩類反轉當中，一種完全是建立在堪稱陰謀論想像之上，同時也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傾向。他們相信轉基因作物進入中國完全是美國對華亡國滅種的企圖。這部分人都對計劃經濟時代表現(xiàn)出強烈的懷舊情緒，認為當今的中國已經走上的邪路。還有一部分以高等院校的精英為主。他們的反轉與反抗資本主義霸權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這部分學者在國際上似乎形成聯(lián)盟，他們對資本的抗議尤其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批判使他們對食品安全的考慮也帶有強烈的政治關懷。在國際上，許多反轉與食品安全運動的參與者不同于我國，他們多半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與職業(yè)，雖然不少人態(tài)度激進，但總體說來理性得多。國際社會的反轉運動可視為世界整體性食物安全運動的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反轉人士學術左派眾多，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將轉基因研發(fā)和流布視為新自由主義泛濫與資本的貪婪合流的后果，而全球化帶來的資本無邊界流動則助長了這樣合流。這部分學院派反轉人士也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資本在他們眼里是貪婪、不道德的，社會不平等就是資本肆掠的后果。

以道德為訴求的反轉，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是為典型。崔永元與科普作家、擁有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的方舟子之爭引起社會關注。兩人到了后來徹底翻臉，上升到人生攻擊并訴諸法庭。至于如何走到這一步不為本文所關注，但是崔永元為何反轉卻反映這個社會里不少人已經失去了對公權力的信任。他們簡單地相信，利益熏心會使人作出傷天害理的勾當。崔永元的焦慮與腐敗尋租的流行有著相關性。有篇在微信上流傳、署名崔永元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是誰在緊密配合境外的敵人用轉基因生物核武器松全體中華兒女上路？”如果該文確實是崔所寫的，那說明他的一些看法有所改變。 那篇文章提供的一些所謂的“事實”、數(shù)據、說法一看就知道極度不可靠，難以確信為崔所作。引入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工程說明關于糧食安全在決策層看來依然是個大問題。 然而，因為公權失信，有人將此歸咎于政府決策，借此懷舊計劃經濟時代。然而，科學家隨時都在關注業(yè)內的進步，研發(fā)轉基因應當早于官方決策。但是，對部分反轉人士而言，因公權力喜歡與科學結盟來為其各種社會工程獲取合法性，科學是否值得信任也成為問題。事實證明，科學，在一個信任危機彌漫的社會里，也會被視為權力的幫兇而失去部分公眾的信任。這也是反智主義彌撒的重要原因。崔永元質疑轉基因的安全性并轉向反智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與對公權失去信任有關。

反轉基因聲音最大的一批人，除了會促使一部分人對轉基因產生疑慮之外，他們幾乎不會對轉基因作物與技術在中國的發(fā)展進程產生阻遏，其原因在于，這部分人士情感遠多于理智，對這部分人士提供的所謂證據，科學界往往采取辟謠的方式來反駁。然而，由于聲浪大，還是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公眾對轉基因作物的疑慮越來越深，甚至最終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筆者相信這部分反轉是因為信念所驅使，因而他們不太能接受不同于他們的見解。他們用來作為反轉證據的一些“事實”都被科學界一一反駁，諸如“阿根廷的農業(yè)完全被孟山都控制，農民紛紛破產“‘墨西哥的傳統(tǒng)玉米基因已經完全被轉基因玉米污染”、“轉基因玉米影響生育能力”、“轉基因玉米導致廣西大學男生精液異常”、“美國國家科學院論證了轉基因食品有害健康”、“美國人不吃轉基因玉米，種出來是給中國人吃的”、“中國農業(yè)部官員已經全部被孟山都收買”， 等等。這部分反轉民眾自然會因為科學界研發(fā)轉基因而有著強烈的反智主義傾向。

上述兩類只是粗略的劃分，而者間并非沒有重疊之處。大體而言，道德訴求反轉者沒有對計劃經濟時代有懷舊聲音，但有具體的目標指向，比如糧食部門、農業(yè)部門，以及方舟子、方玄昌等轉基因的積極支持者。另一類則利用反轉積極反美，在反美的同時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強人政治，相信當今政府已經背離了計劃經濟時代領袖的路線與理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極左人士也在這個陣營十分活躍，他們反轉的動力顯然并非轉基因問題本身。筆者曾在其他文章里指出，這部分人反轉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訴求在當下無法實現(xiàn)、不受歡迎，反轉于是成為他們議程的構成部分。由此可見，反轉可以有著“反抗”的意涵，它通過一種陰謀論的話語鏈條隱晦地帶出一部分人的政治訴求（范可 2014）。

來自學術界的反轉運動頗具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參與者同情底層，同情弱勢，反抗霸權，批判和反抗資本主義，對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尤其憤怒。在他們看來，強調自由放任市場原則的新自由主義，推動了資本的全球性流動。資本貪婪的本質不僅使資本流出地的跨國壟斷集團通過剝削發(fā)展中國家謀取暴利，也使資本流入地的各類利益相關者中飽私囊。大量的尋租機會的存在使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淪落到社會最底層。而轉基因已經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剝奪第三世界國家糧食主權的工具。對于這部分人而言，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似乎不在其主要關注點上，而諸如孟山都這類種籽公司到處攻城掠地才是他們不安所在。在他們的報告中，更多是對本土的農業(yè)如何在孟山都這類國際種籽巨頭的沖擊下走向凋敝的描述與分析。例如，中國本土大豆如何在進口轉基因大豆沖擊下徹底淪陷等。由此看來，這部分人的反轉，食之慮或者食品安全不是首要的問題，而是因為反轉可以是反抗國際壟斷資本的平臺。應當說，他們的訴求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他們的反轉也有著強烈的道德訴求。但是，他們所尋求的道德制高點與崔永元不一樣的。他們所延續(xù)的是國際左翼運動興起以來，對社會不平等的抗爭和對底層的關懷的傳統(tǒng)，資本主義始終是他們批判的對象。

科學界斷言，基因工程使用于食品工業(yè)在生物科技高度發(fā)展的今天已經不可避免。在無法確證安全性如何的條件下，轉基因作物憑其在許多方面所占有的優(yōu)勢，受到了農業(yè)從業(yè)者的歡迎。雖然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中國農戶往往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始種植，但是作物受到農戶歡迎是不容置疑的。由于種植轉基因作物少了許多常規(guī)農活的環(huán)節(jié)，農戶的閑暇時間增多，他們的生活也起了變化（見：胡艷華 2016）。美國農民也宣稱，他們從轉基因作物種植和推廣中獲得更多利益（見：范可2014）。但是，正像學術左翼反轉者所激烈批評的那樣，種植轉基因作物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孟山都等種籽公司的控制。例如，農戶每年都必須向這些公司購買種子；去除雜草的農藥也得專門向他們購買，等等。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轉基因農作物之所以在國際糧食市場上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主要原因當與其價格低于常規(guī)農作物有關。中國大豆產業(yè)之所以全面淪陷完全是因為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價格低于自產大豆所致。

結語

以上，本文討論了自計劃經濟時期以來，見之于我國社會有關“食”的焦慮所在。糧食安全是計劃經濟以來政府的基本策略。糧食安全不僅關乎民生，同時關乎社會政治與國際政治，它無疑構成政府治理術的重要部分。糧食安全聽起來似乎民生第一，但實質上是以國家安全為第一要務。而國家對自身安全的考慮更多地寄托于發(fā)展現(xiàn)代化工業(yè)尤其是重工業(yè)之上，而工業(yè)的發(fā)展在當時的條件下又與農業(yè)的支持分不開。它不僅需要將人口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證生產足夠的糧食和農產品來提供非務農者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糧食和農產品在中國外匯緊缺的時代還不時在國家對外貿易中作為一種支付手段而存在。 總之，糧食安全在計劃經濟時代被視為國家安全的基本保證。對糧食安全的焦慮當然還與中國的歷史記憶有關，在一個歷史上饑荒頻仍的國度，國家不可能在治理上不受其影響。

考慮到當年中國所處的國際政治語境以及中國黨和國家所奉行的意識形態(tài)，糧食安全其實也是一個關乎信任的問題。當世界分為不同陣營時，爆發(fā)戰(zhàn)爭的風險感始終存在，盡管彼此間實力消長可以有所制衡。不言而喻，市場上交易的各方建立互信是為了抵消風險，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制衡之所以能抵消風險反倒是因為相互之間的極度不信任。因此，戰(zhàn)爭的風險感對持有對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陣營而言是永遠的，制衡產生的抵消作用是暫時的。簡而言之，計劃經濟時代的糧食安全的焦慮所在有三，即：發(fā)展、民生、戰(zhàn)爭。

前些年沸沸揚揚的食品安全今天似乎有些波瀾不驚，但這并不說明食品安全已經不再是個問題。今天的食品安全的改善應當歸功于監(jiān)管力度加強。在糧食中查出重金屬超標應當也與強化監(jiān)管有關。重金屬“進入”大米乃因“發(fā)展”所致。廣州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所公布的鎘超標多批次大米及米制品生產廠家和品牌絕大部分來自湖南。當?shù)乇緛砭褪侨珖劽摹坝猩饘僦l(xiāng)”，土壤中重金屬含量本來就高。而從計劃經濟時代開始，湘江流域就被發(fā)展成為中部地區(qū)重要的有色金屬和重工業(yè)、化學工業(yè)密集區(qū)，水污染嚴重的有色冶金、化工、礦山采選等行業(yè)占了全省80%以上。僅2007年，湘江流域排放工業(yè)廢水就有5.67億噸，生活污水11.19億噸。其中，重金屬汞、鎘、鉛、砷分別占全國排放量的54.5%、37%、6.0%、14.1%。對食品安全的焦慮使人們注意到，不受約束的發(fā)展的確會使我們人類在事實上更為脆弱。

盡管監(jiān)管力度前所未有地提高，我們卻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問題。因為根據規(guī)定，如果發(fā)生因食品安全所導致的任何人生傷害事故，當?shù)氐谝话咽謱⒃獾匠仿?。此令一下，形勢立即改變。顯然，對于許多官員來說，食品安全關系到烏紗帽的安全?，F(xiàn)在各地都規(guī)定，所有投放市場的生豬都必須到指定的屠宰場屠宰，沒有經過檢疫的豬肉一律不能進入市場。諸如此類的舉措不斷出臺，極大地增強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當今見之于新聞的食品安全報道，基本上是監(jiān)管部門查出來，而不是因為食品本身問題所引起的事故而為人所知。當然，這樣的做法也會有弊端，事故壓著不報的可能性還是存在。正因為如此，有的國際智庫將食品安全與腐敗、不平等一起被列為中國在治理上面對的三大難題（Yasuda 2017）。

目前，對于轉基因及其一切的焦慮似有超乎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之上的趨勢盡管其本身也是食之慮，本質上是糧食安全的問題。之所以如此，究其大部，蓋因反轉可以成為發(fā)泄不滿和民族主義情緒的最佳渠道。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社會各界對于轉基因的態(tài)度與單純的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不一樣。對于兩個不安全，社會各界有共識。食品安全引發(fā)的問題社會各界都進行譴責，都力主加強監(jiān)管，都要求政府部門在這方面必須有所擔當。對于轉基因的態(tài)度，社會各界不僅沒有共識，而且產生巨大分歧。既有分歧就有爭論，既有爭論就有故事，既有故事那就會引發(fā)媒體關注。關于轉基因問題上的爭論就此在食之慮話語中日漸占據中心地位。

本質而言，轉基因焦慮來自糧食安全焦慮，人多地少是引起該焦慮的主因。如果糧食必須靠進口必然關乎國家安全。政府無疑希望進口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是暫時性的，中國最終應當有自己的轉基因農產品。但是，反轉聲浪的嘈雜，終使農業(yè)部門在2015年作出了轉基因作物進入市場分三步走的決定，即：“非食用、間接食用、食用”的推進步驟。然而，將開發(fā)研究轉基因視為解決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已經態(tài)度明確。中國農業(yè)部副部長余欣榮認為，農業(yè)部對待轉基因問題態(tài)度是明確的，簡而言之就是三條：一是在研究上積極自主創(chuàng)新，占領農業(yè)生物科技的制高點。二是推廣上慎重，做到確保安全。三是管理上依法。而農業(yè)部門之所以作出“三步走”的決定，除了反轉聲浪之外，還因為擔心再度引起食品安全的社會恐慌。當代中國的三種食之慮既有一以貫之的焦慮也各有各自的焦慮所在；三者間未必有因果性，但彼此相關則是明顯的。信任危機在三者間也因應時代各有不同。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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