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決定》提出“開展貧困地區(qū)群眾扶貧滿意度調查，建立對扶貧政策落實情況和扶貧成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和“嚴格扶貧考核督察問責”等重大舉措，從國家戰(zhàn)略高度確定了第三方評估在貧困治理實踐中的地位。此后，《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fā)工作成效考核辦法》《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等文件明確了第三方評估的組織管理、評估方式、評估內容及作用等，為組織開展第三方評估提供了路線圖。2016 年，中央層面啟動中西部 22 個省( 自治區(qū)、直轄市) 黨委、政府扶貧開發(fā)成效第三方評估，相關各省啟動市、縣扶貧開發(fā)成效第三方評估，評估結果均被作為扶貧開發(fā)成效考核的重要依據。一些省、市、縣的主要領導因為第三方評估發(fā)現(xiàn)的問題被上級約談或問責，這開始對中國政府的貧困治理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不過，要充分理解這種影響，還需要將第三方評估置于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中進行分析。
一、理論概念和問題
(一) 公共治理模式
央地關系是學術界對分權式治理背景下中國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關注點。相關學術研究大體按兩個方向進行: 一是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的領域是有選擇性的，并非將所有領域的權力都下放到地方政府。例如，錢穎一和巴里?溫格斯特的財政聯(lián)邦主義理論指出，中央政府在下放經濟權力的同時，仍然在政治上有著極強的控制。曹正漢提出的“上下分治”認為，中央政府將“治民權”交由地方政府掌控，但依舊執(zhí)掌“治官權”。二是權力強弱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來回變動所形成的集權—分權彈性。在中央權力下放不足或者政策執(zhí)行難度過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能夠通過正式制度與非制度的互動、基層政府之間的“共謀”和基層政府對政策的“變通”等方式削弱中央政府的強控制或逃避中央政府的懲罰。
毫無疑問，分權式治理是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政治因素，而政府績效評估則為此種治理模式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制度保障。目前關于政府績效評估的學術研究中，“政府績效評估”一詞大多指代政府內部進行的績效評估。這種政府內部績效評估既包括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進行的政府績效評估，也包括部門之間進行的政府績效評估。由此可見，當前中國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中，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執(zhí)行者之外的非行政人員作為評估主體是受到排斥的。由于缺乏民主參與，政府在內部績效評估中的“運動員”和“裁判員”雙重身份，很可能會將獲取地方政府真實治理信息的評估活動變成政府部門自說自話的形式化工程。
（二）多元治理
政府內部績效評估淪為形式化工程的本質原因在于政府的績效評估缺乏民主參與，而民主治理的匱乏與近些年盛行的治理主體多元價值觀念相悖。西方學術界對治理主體多元化的關注首先來自治理理論的發(fā)展。在對非洲地區(qū)貧困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中，世界銀行提出“治理”這一策略來回應非洲的貧困問題。其后，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一詞提出了較為科學全面的解釋，認為治理是公共部門和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物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如果說治理理論還不夠突出公共治理的主體多元化這一色彩，那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概念可看作是對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的強調。奧斯特羅姆認為，在公共治理過程中，除政府外，還應該有諸如非政府組織、社群和個人在內的多個治理中心參與其中。
國內眾多研究成果延續(xù)了西方關于多元治理的思想。如最早關注“政策執(zhí)行”的丁煌主張，地方政府要進一步改善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能力，就要號召市場、社會和個人等其他多元主體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過程中?？梢哉f，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論在中國場域的應用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中國政府一以貫之的民主參與便是這種理論基礎之一。正如全鐘燮所言: “無論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都處在偉大的變革之中，這個進程即是治理過程的民主化”。
在對民主治理的追求過程中，社會關系重組和治理網絡重構表現(xiàn)為，政府外的其他主體開始分享政府原先權力，有些情況下甚至出現(xiàn)政府逐漸被邊緣化的傾向。由此可見，民主治理與多元治理的內在主張及面臨的挑戰(zhàn)具有內在一致性。
（三）問題和思路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一直具有濃厚的分權式治理色彩，相關政策一直將發(fā)揮貧困人口的主體作用、健全貧困人口參與機制作為倡導目標，世界銀行還與扶貧部門合作開展過以向社區(qū)賦權為核心的社區(qū)主導型發(fā)展( CDD) 試點。但實踐表明，貧困人口參與程度不高、政府動而農民不動、貧困問題民主治理機制難建立，一直是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工作的深層困境，“被脫貧”“數字脫貧”“等著送脫貧”等相關問題屢見不鮮。本研究擬討論的問題是，在自上而下壓力型管理體制下，單一軌道的中央—地方—農民關系是否本身就構成了貧困人口參與的巨大障礙? 第三方評估是否突破、改變了單一軌道的央地關系和政農關系，進而為貧困問題的民主治理開辟了新路徑?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將首先從央地關系的視角闡明政府內部評估的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第三方評估的運行邏輯，然后論述第三方評估如何改變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以及這種變化對地方政府行為邏輯的影響、對政府與貧困人口關系的影響，最后得出基本結論。
二、政府內部評估與第三方評估
（一）政府內部評估
20 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向地方放權是中國公共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推動經濟發(fā)展的重大舉措。在中央放權、地方增權的央地關系之下，中央政府面臨的最大治理困境便是，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的政策決定在地方層面發(fā)生變異或偏離的可能性變大。為了有效解決分權式治理帶來的“控制與反控制”問題，中央政府引進了西方國家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以績效考核作為政府內部管理的重要手段。在科層制度下，中國政府公共治理的特征在于，它是一個以中央政府為首的自上而下過程。這種內生型的政治架構決定著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的根本主體是內部主體。所以在中國的政府績效評估中，政府部門以外的社會主體長期被排斥在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外，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政府內部評估。
一般地，中國語境下的政府內部評估是指政策制定者或政策執(zhí)行者依據相關指標，對下級政府或部門的政策執(zhí)行過程和執(zhí)行效果進行綜合評估的行為過程。在實踐中，中國政府的內部評估有兩種形式: 一是中央政府組織的對地方政府績效的評估，二是在某一層級政府內部進行的評估活動。雖然這兩種內部評估在形式上有所差異，但均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均可歸結于中央與地方關系，因為“憑政績用干部”是中央政府主導的一項最重要的干部激勵制度。實踐證明，以績效定職位的原則作為對地方干部的約束和激勵機制，在正確引導地方政府行為方面發(fā)揮了的積極作用。但是，“憑政績用干部”原則發(fā)揮作用有一個較為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即中央政府須客觀、科學和全面地了解地方政府的治理政績。政府績效評估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對政府績效的評估，中央政府可以把握地方黨政官員的德才素質和治理成效，為準確了解、認識和評定干部提供有力的依據。概言之，政府內部評估契合了“憑政績用干”的管理制度。這也是源自西方國家的政府績效評估自20世紀90 年代引入中國后便得以在全國各級政府中普遍推廣的重要原因。
（二）第三方評估
政府內部評估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改革開放以來為有效激勵地方政府致力于發(fā)展經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內部評估中既作為“運動員”又扮演“裁判員”的雙重身份削弱了其公信力，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與此同時，政府力量以外的第三方機構評估開始浮出水面。作為政府內部評估的補充或替代，第三方評估是指處于第一方( 作為評估委托方的中央政府) 和第二方( 作為評估對象的地方政府) 之外的第三方，包括科研院所、企業(yè)、社會組織等，按照委托方的要求，獨立開展的評估。
與政府內部評估相比較，第三方評估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獨立性，即第三方具有獨立于委托方和評估對象的利益。這使得第三方評估機構在實施評估的具體過程中，有可能保持客觀和中立的立場，不受評估對象影響，進而保證績效評估的真實性。
除了獨立性之外，第三方評估的外部約束機制也與政府內部評估大有不同。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中，中央政府作為評估主體，在評估活動中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具有較大的自由裁決空間，可能與地方政府形成某種特殊利益關系，這種利益關系會降低評估結果的真實性。第三方評估中，第三方受中央政府委托對地方政府進行評估，只充當“運動員”角色，沒有自由裁決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評估工作如果不夠扎實，評估對象會緊緊抓住這個“辮子”向中央政府申訴，并作為規(guī)避評估報告中對自己不利結論的理由。因此，第三方接受地方政府不當利益、進而形成共謀關系的可能性極小。相反，為了證明自身價值和爭取后續(xù)評估工作的機會，第三方機構必須如實收集、反映地方政府的績效狀況。
三、第三方評估給治理帶來的變化
（一）新視角的引入
中國研究大多數導源于西方的歷史經驗，這決定了在綜合性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國的出場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現(xiàn)的。同樣地，在央地關系論題上，中國研究先是援引了西方國家的政府績效評估，后是把西方國家的第三方評估作為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的重要工具。毫無疑問，政府內部評估是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公共治理領域的發(fā)展和進步。但隨著實踐的進一步發(fā)展，隨著中央—地方關系不斷變化，信息不對稱問題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愈加突出，單一的政府內部評估越來越無法滿足政府管理的需求。此時，專業(yè)性更強的第三方評估便逐漸得到發(fā)展。
第三方評估大致有四種類型: 一是高校專家評估模式，二是專業(yè)公司評估模式，三是社會代表評估模式，四是民眾參與評估模式。在這四種模式中，高校專家評估模式和專業(yè)公司評估模式最為常見，社會代表評估模式和民眾參與模式只是零星散見于少數地區(qū)。所以中國的第三方評估幾乎可以等同于高校專家和專業(yè)公司評估。2016年開始在扶貧開發(fā)實踐中引入的第三方評估，就主要由科研院所、高等學校等專業(yè)機構組成。這種評估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強調評估工作的專業(yè)化、職業(yè)化。換言之，第三方評估把提供專業(yè)性的評估報告和結論作為自身標簽，并且力圖做到價值中立。這樣，第三方評估就在公共治理領域引入了觀察、認識事物的新視角，既不同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不同于公共事務的目標群體——如貧困治理中的扶貧對象。因此，開展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不論是否能夠能夠得出真實、可靠的結論，“第三只眼”本身就能夠促進貧困治理的改善。
（二）中央政府信息地位的變化
1、政府內部評估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與分權治理模式相適應，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政府部門的目標管理責任制，以績效考核作為政府內部管理的重要手段。這種由內部主體實施、民主治理不足的績效評估方式雖然提升了政府內部管理績效，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負面作用—國家政權“內卷化”和地方政府行為邏輯有悖于中央政府的行為邏輯。國家政權“內卷化”由美國學者杜贊奇提出，意指國家機構之行政職能的擴大，依靠的是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之關系—如中國舊有的贏利型經紀體制，而非提高國家機構的效率。政府內部評估是如何導致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呢?
依據道格拉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國家或區(qū)域內的制度變遷通常會沿襲原先的路徑演進，即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這種路徑依賴阻礙了制度通過演變過程自動跳出原先演變途徑或方式而邁向其他演變途徑或方式的可能性，進而使得國家難以擺脫長期依賴的制度體系。中國政府的績效評估制度在演變發(fā)展過程中也遵循著某種路徑依賴。對于中央政府而言，政府內部評估為其提供了地方的政策執(zhí)行信息—即使這很有可能是被扭曲或加工的地方性信息，但也仍然是中央政府決策的依據; 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內部評估雖然是中央政府施加的政治壓力，但通過與中央政府的周旋或博弈，這種政治壓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得到化解，甚至可能成為地方政府謀取自身利益的一種途徑。由此，出于對自身職責或利益的考量，作為改革對象的地方政府并不具備改革政府內部評估的動力。
從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角度，不僅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國政府在 21 世紀初便開始探索與構建更為科學合理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但至今仍未有所突破的窘境，還能夠對圍繞政府績效評估而出現(xiàn)的新機構作出解釋。測評團和公民評議小組是歷史上為了鞏固政府內部評估制度而出現(xiàn)的兩種非正式機構。這類機構佐證了杜贊奇所言的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即政府職能的最大化，并非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提升政府績效評估的效率，而是以新增機構的方式維護舊有制度的穩(wěn)定性。因為這兩個非正式機構所發(fā)揮的作用，與其說是為中央政府獲得真實有效的地方信息提供了政策外保障，不如說是為缺乏公信力的政府內部評估機制提供了制度外的信任。
政府內部評估機制造成的國家政權“內卷化”不僅未能使層級政府間的信息反饋渠道進一步優(yōu)化，反而增加了中央政府收集基層信息的成本。這一詭異的現(xiàn)象與“諾斯悖論”有著相似之處: 政府內部評估是層級政府之間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但這種評估又反過來堵塞了這一信息傳遞渠道。換言之，政府內部評估不但沒有化解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勢，反而強化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優(yōu)勢。
2、第三方評估改變了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勢
在評估行動中，評估主體的獨立性被認為是保證評估結果公正性的起點，而評估主體的專業(yè)性和權威性則被認為是保證評估結果公正性的基礎。如上文所述，第三方機構在獨立性和專業(yè)性方面均強于政府內部評估，因而有助于中央政府收集和掌握豐富詳實的地方性信息。作為政府部門以外的社會力量，第三方機構基于評估活動形成的對當地貧困治理的理解和意見通過評估報告進入上級部門的視野。這種途徑是地方性信息經由第三方評估反饋到中央政府的最為常見形式。更為重要的是，第三方具備的獨立性、專業(yè)性和外部約束機制都有利于其收集到更真實的信息，第三方的介入能夠將信息傳遞的單一渠道拓展為雙渠道乃至多渠道，從而有效打破地方政府在單一渠道信息傳遞過程中所具有的信息壟斷權，通過信息競爭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提供依托。因此，第三方評估為扭轉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勢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撐。
（三）地方政府行為邏輯的變化
1、政府內部評估制度下地方政府行為邏輯
在分權式治理模式之中，原先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的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獲得了較大的自由裁決空間。為防止地方政府自由裁決過渡，偏離事先設定的運行軌跡，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政府績效評估以及“治官權”便是其中較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不可否認，科學有效的政府內部評估的確能夠左右地方官員的仕途，中央政府掌控的“治官權”能夠有效發(fā)揮指導地方官員行為的作用。但因為政府內部評估沒有為民主治理留出參與空間，加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政府內部評估及“治官權”在實踐中常常異化為地方政府改變行為模式的契機。
這種契機成為可能的關鍵之處在于信息不對稱為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或周旋提供了極大的優(yōu)勢。作為經濟學理論，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交易主體所擁有的相關信息不對等，掌握信息較多一方在交易過程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反之則處于劣勢地位。隨后，信息不對稱理論被用于分析政府層級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而中國的扶貧開發(fā)工作可以看作典型的政府間委托—代理關系。因為中國扶貧開發(fā)工作實行“中央統(tǒng)籌、省( 自治區(qū)、直轄市) 負總責、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縣級政府處于政策執(zhí)行的關鍵位置，所以要完成預定的減貧任務，就必須將事權層層下放: 中央政府委托省級政府負總責，要求縣級政府承擔完成具體的脫貧任務。扶貧開發(fā)工作事權下放、層層委托的科學之處在于，政府層級越低，對貧困地區(qū)的情況越了解，越可能以適合本地區(qū)的方式施行扶貧政策。但是，扶貧工作層層委托的科學之處也正是造成中央與地方信息不對稱的關鍵之處。因為在具體實踐中，由于貧困問題的復雜性和貧困信息的豐富性，從中央往下，越接近基層的政府部門掌握的貧困治理信息越具體、豐富，而中央層面掌握的貧困戶信息只能是匯總性的、抽離化的。在權力層層下放的過程中，縣鄉(xiāng)兩級基層政府的權力得以強化。它們既有遵循科層制的邏輯做好代理人角色的內在動力，也可能基于與委托人相異的本級利益衍生出自身的行為邏輯。在中國層級式減貧治理結構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標不一致，各利益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代理人利用信息優(yōu)勢，其行為有可能偏離委托人的目標，而委托人監(jiān)督成本高，難以監(jiān)督，很容易出現(xiàn)代理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由此產生代理問題。
2、第三方評估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
第三方機構為反映地方政府扶貧成效和傳遞貧困人口與普通農戶關于減貧的看法、建議提供了政府體系外的形式，進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做好扶貧工作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情況之下，第三方評估實際上可以通過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力或“治官權”來影響地方官員的仕途。第三方評估能夠增加地方政府政治壓力的重要前提是，第三方評估為中央政府提供了了解實情況的信息渠道。但在實踐中，第三方機構也可能因為技術、資源等限制而導致采集的信息失真。
這種情況下，第三方評估是否依然能夠成為驅使地方政府做好扶貧工作的壓力機制呢? 答案是肯定的。由于第三方機構具有的獨立性、專業(yè)性，地方政府并不掌握第三方收集的信息，也不能確信第三方評估收集的信息對其有無負面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政府由原來所處的信息優(yōu)勢地位轉變成信息劣勢地位。由此出發(fā)，在嚴格的扶貧成效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官員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減少風險，穩(wěn)妥可靠的選擇便是認真了解和回應貧困群體的發(fā)展訴求和建議，以實實在在的成績應對第三方評估。
地方政府與官員應對第三方評估的策略選擇，同時意味著他們同貧困人口、村兩委關系的改變。以貧困農戶精準識別為例，地方政府通常將貧困農戶的識別工作委托給村兩委，村兩委對本村農戶的家庭情況最為熟悉，他們具備足夠的地方性信息將本村的貧困農戶識別出來。但令人詫異的是，諸如黑龍江蘭西縣180 戶貧困農戶名下有房有車的貧困戶識別不精準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對此類現(xiàn)象，有研究認為，村兩委、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利益不盡相同，進而衍生出不同的行為邏輯; 而村兩委和地方政府具有的相對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優(yōu)勢，為其與中央政府的博弈提供了優(yōu)勢。在缺乏有效的上級監(jiān)督機制之下，村兩委和地方政府能夠掩蓋政策執(zhí)行偏差行為，進而規(guī)避中央政府的監(jiān)管和懲罰。由此，在政府內部評估制度之下，村兩委和地方政府會基于共同的地方化利益—諸如為了獲取更多的扶貧資源和政策照顧，采取合作行動，最終出現(xiàn)與中央政府相悖的行為邏輯。在第三方機構介入地方政府扶貧成效評估后，中央政府可以通過第三方獲取大量關于地方政府的具體信息，地方政府原先賴以避免中央政府懲罰的信息優(yōu)勢受到削弱甚至打破。鑒于中央政府掌握著對地方政府的“治官權”，失去信息優(yōu)勢的地方政府便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其與村兩委合作謀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行動也就失去了根基。例如，第三方評估不一定能夠發(fā)現(xiàn)識別不精準的所有案例，但只要發(fā)現(xiàn)了哪怕一例錯誤評為貧困戶的案例，也會對地方政府主要官員的仕途構成無法預估的威脅。在這種風險下，地方政府和官員的中心利益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由盡可能多地爭取中央政府的扶貧資源，轉變?yōu)楸M可能忠實地貫徹中央政府的扶貧政策，盡最大努力追求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實效。
四、討論與小結
中央政府由上而下開展的內部評估有助于激勵地方政府圍繞評估目標開展工作，但因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和共謀空間的存在，地方政府在推進目標工作的同時，也可能選擇利用信息優(yōu)勢或討好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官員，將虛假信息傳遞給中央政府，使得內部評估無法發(fā)揮應有的作用。與此不同，在第三方評估中，因處于評估委托人( 中央政府) 和評估對象( 地方政府) 的雙重監(jiān)督之下，盡可能獲取真實信息和得出可靠結論是第三方的最優(yōu)選擇，與評估對象合謀或有意提供虛假信息都具有較高風險，對自身不利。第三方作為貧困治理的參與者，不僅提供了不同于政府和農民的新視角，而且提供了信息自下而上傳遞的新渠道，改變了中央政府在貧困治理中所處的信息劣勢。更重要的是，不論第三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搜集到反映貧困人口真實訴求的信息，第三方直接接觸貧困人口并試圖獲取真實信息的行為本身就構成對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強大壓力，驅使其將眼光投向貧困人口，更多關注貧困人口的訴求，以期貧困人口向第三方提供更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因此，第三方評估改變了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與貧困人口的關系。
民主治理的核心在于，人民群眾或公眾的訴求在治理中得到重視和體現(xiàn)。對貧困問題而言，民主治理的要義是，貧困人口( 扶貧對象) 的訴求是否能夠反映到各級政府并在相關政策實踐中得到重視和具體體現(xiàn)。若基層政府并不真正重視貧困人口的訴求，即使在村莊層面開展很多動員工作，即使要求扶貧工作及項目的相關決策都有貧困人口參與，表面上看起來很民主的扶貧開發(fā)仍不過是“形式主義”的大展臺。在自上而下壓力型體制下，地方政府始終是圍繞中央政府轉動的，中央政府關于健全貧困人口參與機制的要求和內部評估的制度都不能解決地方政府和官員眼睛向上、行為媚上的問題，都無法真正構建貧困問題民主治理的格局。第三方評估突破了這種困境，在不改變自上而下壓力型管理體制的前提下，為中央政府了解貧困人口的訴求開辟了新渠道，為地方政府將關注、回應貧困人口訴求作為其得到中央政府認可的根本途徑提供了強大動力，因而將民主治理的要義引入到扶貧開發(fā)實踐。因此，本研究認為，第三方評估開辟了貧困問題民主治理的新路徑。
很顯然，第三方評估建構起來的貧困問題民主治理機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融入在自上而下的壓力型管理體制中; 它建立在民眾—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三角關系上; 它沒有民主治理的最直接形式( 如票決) 但包含著其實質內容。正是這種民主治理機制的特殊性，成就了其在貧困治理實踐中的有效性。正是由于第三方評估引入了民主治理機制，使得其創(chuàng)造了超越自身的重大價值，成為貧困治理模式的重大創(chuàng)新。當然，這些都依賴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并且會給中央與地方關系帶來新的張力。如何回應這種張力? 是否推動第三方評估向其他公共治理領域覆蓋并強化第三方評估引入的民主治理機制? 是關乎中國政府未來治理績效和發(fā)展前景的重大議題。此外，中央政府 2016 年正式開始在扶貧開發(fā)領域全面推行第三方評估并實行最嚴格的扶貧成效考核制度，至今不到兩年。第三方的資質、遴選方式、監(jiān)督評價和不同省區(qū)評估結果的可比性等問題，仍然處于探索之中。特別是，第三方的獨立性與評估結果的客觀性是一種包含內在矛盾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獨立性意味著可以少受干擾，因而有助于提升評估結果的客觀性; 另一方面，獨立性也意味著第三方具有更多權利按照自己的判斷開展工作，因而其主觀傾向性有更多機會影響到評估結果。畢竟，評估人員( 含數據采集員) 都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可能會無意識地滲透到評估工作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社會科學早就提出的“價值無涉”等方法論主張在實踐中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需要招募大量數據采集員的績效評估，每一個采集員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獨特視野，要解決他們在數據收集過程中的主觀傾向性問題，理論上可以找到很多辦法，在實際操作層面卻困難重重。這些技術層面的挑戰(zhàn)雖然不會對第三方評估所建構的貧困問題民主治理機制構成根本影響，但會對中央政府基于評估結果所作決策帶來潛在的風險。
作者簡介：陸漢文，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梁愛有，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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