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體所有制，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聲稱農地“所有者缺位”。依他們的邏輯，只有私有財產才叫“產權”，國有和集體財產都是“無主”的。農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屬于私有，這從來沒成為過問題，但耕地和宅基地是集體財產，這也不應成為問題。我國《憲法》規(guī)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這個法律規(guī)定不存在概念定義不清的問題，只有被曲解和違反的問題。

都“市場經濟”了，我國為什么還拒絕國有也拒絕私有，堅持耕地和宅基地的集體所有，堅持“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共有私用？理由有五個。

第一，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是對城市利益可能侵犯農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為非農土地國有，農地屬村民集體所有，國家征用農地就必須給予農村人適當經濟補償，并擔負起為失地農民安排未來生活的道義責任。這個責任，公司絕不愿承擔，也絕不會比國家更有承擔能力。公司隨時可以關門“跑”掉，但國家“跑”不掉，無法生存的失地農民至少還有“找補”的對象。

第二，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是對鄉(xiāng)村自然和歷史差異的有效承認。我國從南到北，從海岸到高山，加之歷史變遷，農村各地人地之比差異巨大，不同的集體凝聚力也導致土地收益大不相同。正因為農地集體所有，各地農戶的承包地面積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異和彈性。正因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們認可的公平條件下出現了“承包專業(yè)戶”。

第三，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宅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共有私用，是中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特色。農地私有，發(fā)包耕地和分配宅基地就失去了主體，失去了法律依據，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廢除了集體這個“地主”，廢除了集體權利，公平、道義、安全，就都沒有了載體，連殘疾人和五保戶都沒人照顧了。

第四，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抵抗資本剝奪農民生存權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權利”不是什么天然的東西，而是力量均衡的產物。較之“集體”，個體農戶基本不具備抵抗強大資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個擊破”。其實，購買一兩塊“水系”上方的關鍵地塊就能使臨近農戶就范，遑論今日之公司慣于雇用黑社會勢力威逼農民。就對公司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言，集體遠強于個體。政府一紙“村集體里所有戶主簽字同意”的規(guī)定，就使資本滲透的難度大為增加。

第五，集體所有而非私有，是聯結村民的經濟和社會紐帶，也構成農村與城市對接的橋梁。在惡劣的生產條件下，沒有集體所有制下的“共有私用”，農村人是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甚至無法接受政府轉交的城市“惠農”援助。風災后的緬甸就是例證，冰災震災里的中國就是反證。非農地的國有，農地的集體所有，是工農聯盟的兩大基石。正是在這兩大基石之上，中國共產黨才可能協調和領導工農聯盟。沒有了鄉(xiāng)村的集體所有制，鄉(xiāng)村政府就必然被資本俘獲，我們的共和國就不再是人民共和國。

基層不穩(wěn)，天下大亂。向農地集體所有權“下刀子”不是“深化改革”，而是代表資本“自由”的利益去“闖（人民利益之）關”，革農民的命。當前農村的主要問題不是進一步削弱農村集體，而是黨要奪回基層政權，鞏固基層政權，加強集體所有制。只要中國共產黨沒有被資本俘獲，所謂“新的土地革命”就不會發(fā)生，烽煙四起、天下大亂的局面也就不會出現。

反對我國農村的集體所有制，通常會提出以下兩條理由，貌似代表農民“致富”的利益，實則掩蓋了代言“資本”的實際。

第一，農村集體的領導者勾結腐敗的縣政府和鄉(xiāng)鎮(zhèn)政府，正在大量賣掉農民的土地，還壓低出售農地的價格，貪污了賣地的收入，讓農民吃了大虧，不如實行私有化，把賣地利益留給農民。如此的判斷很輕浮。這里涉及三個問題。

（1）轉為非農用途的土地確實會大幅增值，但數量很少，涉及的人數也很少，并非全國農村的情況。自從有了農地“售賣”的最近20年，流轉為非農的農地總共才5%，涉及的農民也才5%，主要是城郊農民（還有些水庫和道路用地的移民）。憑什么依據5%的“農轉非”用地來改變全國農村的土地制度？我國的耕地不能再“農轉非”了，耕地的非農轉化已經接近極限了。我國現有耕地18億畝多點，政府已經劃出了18億畝耕地不得“農轉非”的絕對底線?？傮w上，我國的城市用地極為“粗獷”，若照日本那樣精細規(guī)劃，現有的城市土地已足夠使用。

（2）那5%的城郊農民并未“吃大虧”，變得貧窮。國家征收集體土地后的土地增值差價不能算作對農民的“剝奪”，那樣算賬是故意算“糊涂賬”。正如經銷商可能比生產者賺得多，在世界多數地方，土地“農轉非”的主要增值收益不可能由農地的個體地主獲得，而是由規(guī)劃和批準土地用途的政府及投入巨額資金的開發(fā)商獲得。事實上，隨著經濟發(fā)展，我國“農轉非”的土地補償價一直在成倍上揚，擁有區(qū)位優(yōu)勢的城郊農民得到了實在的好處，順利轉化為市民了。學人不能信口雌黃，國有化那5%的土地不是農民變窮的原因，而是城郊農民變富的原因。真實的情況是，城郊農民大多盼望耕地和宅基地盡早被國家“征用”，并為獲得更多的補償而密集栽樹，加蓋房屋層數。

（3）我國確實存在農地征用價格不公道的問題。價格不公道的問題有兩大因素。其一，為控制工程腐敗，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征地補償標準有剛性，缺乏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彈性。增加彈性比想象的要困難，但也正在解決之中。其二，官宦子弟或奸商辦“公司”跑馬圈地，賄賂地方政府官員并勾結本地黑社會，強買農地和林地用于種植經濟作物或蓋別墅、開小礦。這種“資本下鄉(xiāng)”給農民補償很低，還搞“分期付款”，不能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此事的環(huán)節(jié)通常是：縣政府官員被上級派給“招商引資”的指標，這“指標”又被“分派”給鄉(xiāng)鎮(zhèn)政府，“公司”則乘虛而入，來“投資”，通過種種賄賂手段要挾兩級政府和村干部幫忙壓低土地價格。結果，村干部被“公司”勾結縣鄉(xiāng)兩級政府“逼良為娼”，傷害了自家鄉(xiāng)親們的生存利益。這與集體所有制何干？此種情形雖不多見，但全國各地都有，林區(qū)較農區(qū)多，偏遠地區(qū)較發(fā)達地區(qū)多，是引發(fā)群體抗議事件的主要原因。問題不是來自集體所有制，而是來自“資本下鄉(xiāng)”的沖動，來自當地政府官員腐敗，來自集體太軟弱。恰恰是因為集體所有制被虛化和村行政的灰色化，“公司”才有機會勾結腐敗官員去俘獲村干部。農村集體是腐敗官員和貪婪資本的最大障礙。倘若沒有了集體，農民保護自己正當土地權益的能力會大大降低。若地方政府服從“以人為本”的中央新政策，取消“以資為本”的“招商引資”，土地的集體所有者當然要在“公司”控股占大頭。如果資本放棄了，就只能說明他們的“利潤”僅僅來自剝奪農民土地，就不值得來“投資”。

南方山區(qū)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把“野林”描述為“荒山”，不惜砍掉“野林”讓“公司”去種柑橘之類的經濟作物。那些政府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無知無識的原始野蠻資本主義，既破壞生態(tài)導致水土流失，又破壞物種多樣性。幾口橘子汁哪里抵得上我國美麗的原生山林??！與其低價賣給野蠻商人，還不如將其“國有化”，由當地林業(yè)局封山育林，保護起來。生態(tài)林的前途在于國有化，經濟林的前途在于集體所有制下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

第二，聲稱農村耕地和宅基地“所有者缺位，產權不明晰”。如此，集體所有制導致農民不能賣地賣房，所以貧窮。倘若耕地和宅基地私有，農民個體就能在銀行“抵押貸款”，就能“致富進城”。這里涉及兩個基本問題：其一是農民賣地賣房能否“致富”；其二是判明“集體所有制”在農村的功能。

（1）在真正的農村，倘若不違法改變耕地的用途，房和地“押”不出“資本”，押不出“進城”生活的貨幣。那點錢只能換走農民生存的安全。農村集體不是農民貧窮的原因，工業(yè)時代財富形式的變遷才是農民貧窮的根本原因。在我們的時代里，農產品只可能讓極少數占有巨大面積耕地的農民“致富”。賣2畝耕地和1所鄉(xiāng)間陋房，不會讓農民富裕，只會讓我國大量農民成為無地無房無工作的“三無”流民。在強大的資本面前，軟弱分散的農民賣地賣房叫“自由”？論述資本主義導致農民破產起義的名著汗牛充棟，早在上個世紀就成為常識。當那么多信奉私有制的欠發(fā)達國家陷入赤貧和無地農民的抗議運動，人口與耕地之間矛盾尖銳的中國憑什么去相信那“個人理性選擇”的“鬼話”？在信奉資本的時代，沒有集體所有權，沒有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相助，分散成戶的我國農民根本就沒有安全可言。幸運的是，中共中央拒絕了少數學人和某些大眾媒體的“私有化”忽悠，做出了保護7億多農民生存安全的《決定》。《決定》規(guī)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边@個《決定》還規(guī)定：“農村宅基地和村莊整理所節(jié)約的土地，首先要復墾為耕地，調劑為建設用地的必須符合土地利用規(guī)劃、納入年度建設用地計劃，并優(yōu)先滿足集體建設用地?！?/p>

（2）中國農村集體所有制代表著一個從歷史曲折中磨合而來的出色、精致的“社會機制”，絕非西方教科書里闡述的“生產要素配置”方案，也不是什么私有制或公有制問題。

李昌平先生研究農村地權問題多年，他從土地權屬角度剖析我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機制，抽象歸納為四個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村民“共有共用地”。比如水系（農耕水利之系統）、水塘（汲水淘米洗衣之處）、風水林（村邊應有林地的良好風俗）。“共有共用”部分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都屬于集體，出多少錢也不能分配到戶。沒了集體就沒了“主權”載體。

第二部分是“按人口分份使用地”。比如耕地的使用權按人口平均分配。在資源奇缺的環(huán)境里，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僅公平，保持了人道主義精神，還保持了彈性。其一，“按人口分份使用”有助于集體內部依民俗自我調整，保持均衡，也就是“增人增地，減人減地”，定期調整。趙陽先生2007年提供的分區(qū)抽樣調查顯示，85%以上的農民認為在30年承包期內，應當根據人口變化調整耕地，比如每五年或以上微調一次。而且，一半以上的農民有意把“30年不變”解釋為“家庭承包制度”不變，而非集體不可以微調。增人增地，減人減地，這是集體內的農民集體行動，既符合多數農民的利益，也符合人道精神，理應得到政府尊重。這部分利益，過去較多的是“增人增地”，現在主要是“減人減地”。其二，“按人口分份使用”，有助于流轉使用權，也是真實有效的“退出機制”。比如集體成員定居城市，土地承包權就要交還集體，即“減人減地”。比如200畝地平均分配給100人使用，每人2畝，但也可以1人承包，向其余99人交承包費，即向集體地主繳納承包費。

第三部分是“按戶使用地”。主要指的是宅基地。比如每戶2人是300平方米，3人也是300平方米。成婚時集體劃給宅基地；全家退出集體，宅基地就交還集體，集體補償地上房屋。

第四部分是“集體機動地”。比如村集體保留至少5% 的耕地。增人了，把地分出去；減人了，把地收回作為機動地。機動地發(fā)包出去，集體就有收益，可以解決五保戶問題乃至公共利益問題，包括村干部的工作補償。辦加工業(yè)、養(yǎng)殖業(yè)、種植業(yè)，開河渠，興學校，搞文化建設，修路架橋，等等，都要占用村民承包地，就用機動地補償?？梢哉f，類似農村傳統社會的“祠堂地”，機動地是農村社區(qū)公共利益的基礎，也是家庭利益和社區(qū)公共利益的天然調節(jié)閥。

概言之，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分四大類使用方式，構成有機的社區(qū)整體，是有彈性的共有私用制，官稱“統分結合，雙層經營”。

農村集體的彈性共有私用制海納百川，能容納各地農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容納道義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股份制經濟，容納如瑞士般富裕的華西村和奇特的南街村，并且催生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個世界奇跡。聲稱農村集體所有權“虛置”的學人不了解農村社區(qū)，把農村“想象”成了城市，把我國農地的“共有私用”誤認成“公有制和私有制”之爭。倘若搞“永久”的分光吃凈，就挖空和否定了中國精致的農村集體所有制，集體成員的“退出機制”就受阻了，農地的流轉就不順暢了。全家搬進了城里，卻成為“不在地地主”，把土地無償交給外來親友種，導致“耕者無其田”，甚至大量土地閑置拋荒。農戶分光吃凈至“永久”，“地主”就廢了，農村社區(qū)這個有機體就垮了。農村社區(qū)垮掉就出現權力真空，就必然有黑社會來填補。農村社區(qū)的崩潰并非“自然”，而是直接干預社區(qū)內部組織，令其削弱的“政策”使然。食洋不化，教條主義地理解西來的“國家—社會”兩分思想，就不懂得傳統社會里的“鄉(xiāng)紳中國”，就不懂得政府與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人民民主”，結果就是政府脫離人民，政府被資本俘獲，人民被資本欺辱。

據說，保護農民地權的主體有三種：政府、法律、集體。有學人認為，政府不保護，集體不保護，只有法律可以保護農民地權，故動輒談論（個人的）“法定權利”。法是人執(zhí)行的，怎能成為“主體”？資本強大，所以被法律和政府尊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集體的農民是分散軟弱的，談不上被政府和法律尊重。農民集體所有權就是法定權利，是《憲法》規(guī)定的。農民有組織，集體有力量，政府和法律才會向著農民。不尊重農民集體就是不尊重農民。直接插手集體內部事務，企圖以“資本下鄉(xiāng)”的外來商業(yè)勢力去組織農民，搞各種“花樣”去削弱農村集體，就是對農民集體的不尊重，也就是對農民的不尊重。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的新書《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鄉(xiāng)村振興大政要論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